小城三月的内容简介

小城三月 是萧红的最后一部作品。这位正值青春年华的女作家，在写完这部作品不到半年的时间，就离开人世了。

在“小城三月”中，我们可以真切地聆听到一个东方女性悲惋的哀歌，在这春的悲哀与爱的祈盼中可谓柔肠寸断。使我们更为深切地感受到那个笼罩一切而又窒息着一切的无边夜幕。感受到作者对于人间爱的憧憬和向往，对于人生的追求与思索。

作品是以儿童视点叙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我”的一个叫翠姨的“姨”悄悄地在心里爱上我了的堂哥。然而，“向往着爱的自由”的翠姨，却“不幸”是一位再嫁的寡妇的女儿，而堂哥却是地主家才学出众的公子。他们的爱情，在有数千年传统规范的约束着的愚昧偏僻小镇，只能被不可理喻的冷寂扼杀掉。几乎没有人能意识到翠姨心底的强烈爱情，甚至被她热烈挚爱着的“堂哥”也不知她缘何悲寂难耐。人们单调而又寂寞地生活着。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似乎生活中本来就没“爱”只有结婚、闲聊或是忙于其他的礼仪琐事。谁都没有必要向谁诉说什么“爱”的衷曲。只有我这个略涉世事的孩子惊奇地窥视到了翠姨的一些异常。结果，当人们准备给翠姨和一个又丑又小的男人结婚之际，翠姨却日渐消瘦，悄然病逝家中。然而，更可悲的是，那位堂哥此后提起翠姨，“虽常常落泪”，却不知翠姨为什么死，“大家也都心中纳闷。”

这是怎样的“恋爱”啊！执着地爱着一方从来没向被爱的一方吐露心曲。直至爱火将人折磨至死，被爱着的人却不知其生命之火为何而熄。这就是中国女性的东方恋情。在这爱情里，没有心灵的撞击，更没有如红楼梦那样被人拆散的曲折。而是一切都窒息于心底，一切都随着生命之火的泯息而悄然而逝。“她的恋爱的秘密就是这样子的，她似乎要把它带到坟墓里去，一直不要说出口，好像天底下没有一个人值得听她的告诉。”作者用一个买不到的绒绳鞋做了一个巧妙的暗示，为女主人的悲剧命运埋下了伏笔。天资聪颖，单纯愚昧的翠姨在几度失意，难以买到如意的绒绳鞋时，反复悲叹“我的命运不会好的。”随着生活的流逝，这个最初可爱的少女对其婚姻和命运日渐恐惧，在心理上笼罩了一层更为可怜的、柔弱的悲凉。

尽管翠姨的孤寂，家世较为封闭，但她在“我”家住的时间，却是一个相对于开明的环境。恰似“枯木逢春”，给这个乡间少女沉寂的情感世界吹起一片涟漪，也吹进了新绿的生命气息。让她看到了点“别样人生”的光亮。便不惜一切向着这生命之火慢慢前进。作品中写道：“翠姨非常聪明，会弹大正瑟，就是前些年所流行在中国的日本瑟。她还会吹箫或是笛子。”

“我家算是最开通的了。叔叔和哥哥他们都到北京和哈尔滨那些大地方去读书了。开了不少的眼界。回到家，大讲那里都是男孩女孩同学。因此在我家里，一切都是很随意的。逛公园，正月十五看花灯，都是不分男女一起去。”

“因此，在我家里也设了网球场，一天到晚地打网球。”

可以看出，这个环境带有一定的现代“气氛”正是在这种气氛的影响下，翠姨不甘于走乡镇女子的婚姻道路和服从于人生的安排。她在认真思索着，执着地探求着。“翠姨很喜欢我，因为我在学堂念书，而她没有。她想，什么事我都比她明白。所以她总是有许多事同我商量。看看我的意见如何。”她喜欢“我”的堂哥，也是由于她觉得“到底读大学的人好，不野蛮，不会对女人不客气，绝不能像她的妹夫常常打她妹妹”翠姨的这一心里活动，其实是对新的生活方式和情感方式以及现代文明的追求。这在翠姨去哈尔滨办嫁妆时，与“我”哥哥同学接触中可以看出来：

“翠姨带着哥哥的介绍信，像一个女同学一样被他们召待着。又加上已经学了俄国人的规矩，处处尊重女子，所以翠姨当然受到了他们不少的尊重。请她吃大菜，请她看电影。坐马车的时候，她先上车，下车的时候，人家扶她下来。她的每个动作别人都为她服务，外套一脱就有人接过去了，她刚一表示要穿外套，就给她穿上了。不用说，买嫁妆是最不痛快的。但那几天，她总算是一生中最开心的时候。”

经过到哈尔滨市去买嫁妆，翠姨就更不愿意出嫁了。她一想到那个又丑又小的男人，她就恐怖。

翠姨的心理微妙变化，向我们展示了两种文化。落后的与现代的翠姨的生长环境的乡间民俗，如待人接物、婚仪、行为与“我”家的网球场，风琴，日本琴等，构成了现代文化气氛，以及哈尔滨校园里男生宿舍的暖气、洋床等，更是将现代文明展现在翠姨的面前。新旧文明，在翠姨的心理产生巨大冲突。形成了心理悲剧。一方面，她从表面上接触了一定的现代文化气氛，并无比向往，对读书人的钦佩，对新文明的渴望。另一方面，她是一个传统的，在旧环境中长大的东方少女。不可能摆脱自己，去追求新的生活。

“她觉得自己命运不会好的，现在翠姨自己已经订了婚，是一个人的未婚妻。二则她是出嫁的寡妇的女儿，她自己一天把这个背了不知多少遍。她记得清清楚楚。”

一直到她病故，善解人意的家人知她为何而病，“有什么不如意的？陪嫁的东西买的不顺心？”什么都问到了，唯独没有问到情感生活。这足以看到那时人们对情感生活的漠视。即使是现代文化的氛围，也是表层的。在深处，仍有着这样或那样的传统习俗和心理。正因为这样，翠姨在这样“现代文明氛围”的环境中，即对新文明的渴望，却又无法表达或大胆追求自己的理想的爱。强烈的冲突，造成了东方女性的悲剧。

春的步履是如此仓促，又是如此的短暂。一切都过去了，只留下悲切的思考给下一个春天。它强烈地呼唤着真正的人生。呼唤着真的情，真的憧憬与真的爱。

“翠姨的坟头的草籽发芽了，一掀一掀地，和土粘成了一片，坟头里淡淡的青色，常有白色的山羊跑过。

这时，城里街头，又装满了春天。暖和的太阳，又转回来了。

春天为什么不早一点来，来到我们这城里多住一些日子。然后再慢慢地到另外一个城里去，在另外一个城里也住一些日子

但那是不能的了，春天的命运就是这么短。

年青的姑娘们，她们正三两成双，坐着马车，去选择衣料去了，因为就要换春装了。她们热心地弄着剪刀，打着衣样，想装成自己心中想得出的那么好，她们白天地忙着。不久，春装换起来了，只是不见载着翠姨的马车来。”

作者以散文的笔调刻画了“春”的背景，优美而悲切，使翠姨的悲剧－－寂灭的春天，在她身后留给人更多的思索。

小城三月主要讲的是以下哪一组人物的故事

在“小城三月”中，我们可以真切地聆听到一个东方女性悲惋的哀歌，在这春的悲哀与爱的祈盼中可谓柔肠寸断。使我们更为深切地感受到那个笼罩一切而又窒息着一切的无边夜幕。感受到作者对于人间爱的憧憬和向往，对于人生的追求与思索。

作品是以儿童视点叙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我”的一个叫翠姨的“姨”悄悄地在心里爱上我了的堂哥。然而，“向往着爱的自由”的翠姨，却“不幸”是一位再嫁的寡妇的女儿，而堂哥却是地主家才学出众的公子。他们的爱情，在有数千年传统规范的约束着的愚昧偏僻小镇，只能被不可理喻的冷寂扼杀掉。几乎没有人能意识到翠姨心底的强烈爱情，甚至被她热烈挚爱着的“堂哥”也不知她缘何悲寂难耐。人们单调而又寂寞地生活着。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似乎生活中本来就没“爱”只有结婚、闲聊或是忙于其他的礼仪琐事。谁都没有必要向谁诉说什么“爱”的衷曲。只有我这个略涉世事的孩子惊奇地窥视到了翠姨的一些异常。结果，当人们准备给翠姨和一个又丑又小的男人结婚之际，翠姨却日渐消瘦，悄然病逝家中。然而，更可悲的是，那位堂哥此后提起翠姨，“虽常常落泪”，却不知翠姨为什么死，“大家也都心中纳闷。”

萧红简介100字

原名张乃莹，“萧红”是她发表《生死场》时使用的笔名，另有悄吟,玲玲，田娣等笔名。被

[萧红]

萧红

誉为“30年代的文学洛神”的萧红，是民国四大才女中命运最为悲苦的女性，也是一位传奇性人物，她有着与女词人李清照那样的生活经历，并一直处在极端苦难与坎坷之中，可谓是不幸中的更不幸者。然而她却以柔弱多病的身躯面对整个世俗，在民族的灾难中，经历了反叛、觉醒和抗争的经历和一次次与命运的搏击。萧红的一生是不向命运低头，在苦难中挣扎、抗争的一生，应该说直接影响其命运并引发她开始文学创作的是萧军的出现，并走进了她的生活。

主要作品

长篇小说：《呼兰河传》

中篇小说：《生死场》（原名《麦场》） 《马伯乐》

短篇小说：《三个无聊人》 《王阿嫂的死》 《后花园、祖父和我》 《萧红代表作》

散文：《天空的点缀》 《失眠之夜》 《在东京》 《火线外二章：窗边、小生命和战士》 《饿》《回忆鲁迅先生》 《桥》 萧红（1911-1942），原名张乃莹，笔名萧红，悄吟，出生于黑龙江省呼兰县一个地主家庭，幼年丧母。1930年，为了反对包办婚姻，逃离家庭，困窘间向报社投稿，并因此结识萧军，两人相爱，萧红也从此走上写作之路，两人一同完成散文集《商市街》。1934年到上海，与鲁迅相识，同年完成长篇《生死场》，次年在鲁迅帮助下作为“奴隶丛书”之一出版。萧红由此取得了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生死场》是最早反映东北人民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生活和斗争的作品之一，引起当时文坛的重视。鲁迅为之作序，给予热情鼓励。抗日战争爆发后，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后应李公仆之邀到山西临汾，在民族革命大学任教。1940年去香港。萧红带有左翼现实主义风格的小说还有一部长篇《马伯乐》，但质量不高。她更有成就的长篇是写于香港的回忆性长篇小说《呼兰河传》，以及一系列回忆故乡的中短篇如《牛车上》、《小城三月》等

萧红小说的背景是什么？

萧红(1911．6．2—1942．1．22)，原名张乃莹，另有笔名悄吟，黑龙江呼兰人。幼年丧母，1928年在哈尔滨读中学，接触五四以来的进步思想和中外文学。尤受鲁迅、茅盾和美国作家辛克莱作品的影响。由于对封建家庭和包办婚姻不满，1930年离家出走，几经颠沛。1932年与萧军同居，两人结识不少进步文人，参加过宣传反满抗日活动。

1933年与萧军自费出版第一本作品合集《跋涉》。在鲁迅的帮助和支持下，1935年发表了成名作《生死场》(开始用笔名萧红)，萤声文坛。

1936年，为摆脱精神上的苦恼东渡日本，在东京写下了散文《孤独的生活》、长篇组诗《砂粒》等。

l940年与端木效蕻良同抵香港，不久发表了中篇小说《马伯乐》和著名长篇小说《呼兰河传》。

1942年，历尽坎坷之后在香港病故，时年31岁。

著作书目：

《跋涉》(小说、散文集)与萧军合著， 1933(自费出版)

《生死场》(中篇小说)1935，上海容光书局；1980，黑龙江人民

《商市街》(散文集)1936，文生

《桥》(小说、散文集)1936，文生

《牛车上》(小说、散文集)1937，文生

《旷野的呼喊》(短篇小说集)1940，上杂

《萧红散文》 1940，重庆大时代书局

《回忆鲁迅先生》(散文)1940，重庆妇生活社

《马伯乐》(中篇小说)1941，重庆大时代书局

《呼兰河传》(长篇小说)1941，上杂 1954，新文艺；1979，黑龙江人民

《手》(小说)1943，桂林远方书店

《小城三月》(小说)1948，香港海洋书屋

《萧红选集》(中、短篇小说集)1958，人文

《萧红选集》 1981，人文

《萧红书简辑存注释录》萧军辑，1981，黑龙江人民

《萧红短篇小说逊 1982，黑龙江人民

《萧红散文选集》 1982，百花

《萧红》(中国现代作家选集)1984，人文

《萧红代表作》(短篇小说集)1987，人文

创作背景看这篇文就了解了~http://www.white-collar.net/01-author/x/05-xiao_h/009.htm

萧红的详细简介

萧红生平简介

萧红生平简介

1911年6月1日，她生于黑龙江呼兰县内一个地主家庭，取名张乃莹。

1920年，生母病故。继母与她感情淡漠，父亲思想保守，专制顽固，只有年迈的祖父能给这缺少爱的孩子一点安慰。

1927年，她考进哈尔滨市立第一女中读书，喜爱绘画和文学。

1930年，父亲令她退学，准备与未婚夫王恩甲完婚。19岁的她既不愿让父亲把自己当礼物去交换富贵，又因劝伯父不要再增加佃户的地租而遭到一顿打，便逃出家庭。父亲宣布开除她的祖籍，后来与流浪街头的她相遇时也是冷眼相对，她亦终生不曾再回过呼兰县的家。

1931年，这个无家、无业、无处栖身的姑娘，在窘迫之际遇上王恩甲，先受骗后被弃，孤身困于旅馆。

1932年，在即将被旅馆老板贩卖以抵所欠旅食费时，她得到萧军的帮助，脱出困境。秋天，她与萧军结合，开始了共同的生活：他们租不起五角钱一天的铺盖，买不起五分钱一个的“列巴圈”；一个的鞋带断成了四截，另一个就把自己的鞋带分成两段，两个人束着；摄氏零下30度的严寒里，两个人穿着夏天的鞋子，饥肠辘辘地在雪地上奔走谋生……

1934年，日伪在“满洲国”加紧推行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她和萧军因编辑进步刊物随时都有被逮捕的危险，便于6月离开哈尔滨至青岛。10月又因青岛形势险恶奔赴上海，两人同鲁迅接触并接受其影响。

1936年，她因萧军的感情背离和自己的身体状况不佳，只身东渡日本。

1937年，她返回上海。抗日战争发生，上海成为“孤岛”后，应李公朴之约，于次年初到山西民族革命大学教书，其后和萧军分手。

1940年，她和端木蕻良同去香港办《时代批评》刊物。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发生，日军攻陷香港。她正患严重肺病，靠朋友的接济住院治疗。炮声隆隆中，端木蕻良弃她而逃。

1942年1月13日，她被医生误诊为喉瘤，喉管开刀，病情恶化。18日，确诊为恶性气管扩张，第二次动手术换喉头呼吸管。21日，所住医院被日军占领，改为日本战地医院，病人全部被驱逐。22日，在战争与病痛的折磨中，她与世长辞，年32岁。

病重的日子里，她已不能说话，只用笔在纸上写道：“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留得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寥寥数语，写尽了一生的痛苦与挣扎、漂泊与无奈、奋斗与成就。

作为女人，她几乎承受了那个动荡时代的全部屈辱——父亲的绝情绝义、未婚夫的始乱终弃、丈夫的背信弃义、爱人的临阵逃离；全部苦难——仅仅为了活命的生存苦难、维护民族尊严的战争苦难、男权社会对女性的压制、种种病痛对身体的折磨……她颠沛流离于哈尔滨、上海、日本、北京、重庆、香港之间，独自以柔弱之躯抵御着饥饿、寒冷、病魔、战火，不然又能怎样呢？她的家早就对她关死了门，她的国正被片片蚕食，她的爱要么被践踏，要么得不到回应，她的一生啊，多的是凄苦、误解和嘲讽，少的是欢乐、安宁与温情。绕树三匝，无枝可依，一只盘旋徘徊在20世纪初荆棘林里的鸟儿！

作为作家，她却并未颓然倒下，反而顽强地挺立着，以其柔韧持久的艺术生命力超拔于那个时代。

在饥寒交迫的1933年，她以悄吟为笔名发表了第一篇小说《弃儿》。自此至1941年不到十年的岁月里，她写下了近百万字的作品。其中，《生死场》是早期创作的一个巅峰。这部中篇小说首次以“萧红”为笔名，由鲁迅校阅、编订并作序，归入“奴隶丛书”之中。鲁迅对她寄与厚望，认为她是“当今中国最有前途的女作家”，在序言中说：“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生死场》轰动了文艺界，被誉为中国文学难得的收获，成为一个时代民族精神的经典文本。

萧红是从荆棘丛中杀出了一条血与泪的路，但她并未把创作当成个人情感的宣泄，取材上并未园囿于女性生活，而是着眼于群体——女性群体、民族群体、人类群体，艺术视野恢弘开阔，写作思想处于理性的自觉状态，语言明丽、和谐、沉静，没有幽怨、阴郁、罹怒，关于民族、关于历史、关于人生、关于人性……所有的感慨和无奈都沉在苍凉的底子里，使她迥异于同时代的任何一个女作家。这一点，在她后期的代表作《呼兰河传》中表现得就更为突出和熟练了。

《呼兰河传》以闭塞的呼兰城为背景，展示了这里的风土、民俗和居民的生存状态、思想性格。这里，有明亮的天空、美丽的后花园、慈祥可爱的老祖父和自由自在的童年，“是凡在太阳下的，都是健康的，漂亮的，拍一拍连大树都会发响的，叫一叫就是站在树对面的土墙都会回答似的”；也有荒凉、贫穷、冷漠、愚昧和野蛮，人们顺应自然、依附土地、信仰鬼神，不允许有任何个性、差别和改变，扼杀一切不驯与生机是全体居民共同的责任，而做这些又完全没有恶意甚至是出于善意。十二岁的小团圆媳妇，仅仅因为“太大方了”，“不象个小团圆媳妇”，就被烧红的烙铁烙脚心，被吊在大梁上用皮鞭抽，打出毛病后又被视为有鬼怪附身，被当众剥光衣服，放到热水缸里烫三遍又用冷水浇三遍——而这一家人在当地是出了名的善良，“为人谨慎，兄友弟恭，父慈子爱”。

这部长篇小说发表于1940年，但其深刻、独到、穿透人性的思想内涵，超越了时限和地域，令一代代读者体验到它对心灵的观照价值，1999年被《亚洲周刊》评为20世纪中文小说百强中的第九名。

观萧红其人，读萧红作品，令人想到《荆棘鸟》扉页上的那段话：

有一个传说，说的是有那么一只鸟儿……从离开巢窝的那一刻起，它就在寻找着荆棘树，直到如愿以偿，才歇息下来。然后，它把自己的身体扎进最长、最尖的棘刺上，在那荒蛮的纸条之间放开了歌喉。在奄奄一息的时刻，它超脱了自身的痛苦，而那歌声竟然使云雀和夜莺都黯然失色。这是一曲无比美好的歌，曲终而命竭。然而，整个世界都在静静地谛听着，上帝也在苍穹中微笑。因为最美好的东西只能用深痛巨创来换取……

萧红,契诃夫,鲁迅,萧军的简介

萧红（1911-1942），原名张西（加走字）莹，笔名萧红，悄吟，出生于黑龙江省呼兰县一个地主家庭。为了逃婚出走，困窘间向报社投稿，并因此结识萧军，两人相爱，萧红也从此走上写作之路，两人一同完成散文集《商市街》。1934年，萧红完成长篇《生死场》，在鲁迅帮助下作为“奴隶丛书”之一出版。萧红由此取得了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萧红带有左翼现实主义风格的小说还有一部长篇《马伯乐》，但质量不高。她更有成就的长篇是写于香港的回忆性长篇小说《呼兰河传》，以及一系列回忆故乡的中短篇如《牛车上》、《小城三月》等。

这位没有受过高等教育却有着写作天才的女性命运悲凉，1942年1月22日死在香港时，她生命中的两个男人都不在身边。（宇慧）

简历与书目：

萧红(1911．6．2—1942．1．22)，原名张乃莹，另有笔名悄吟，黑龙江呼兰人。幼年丧母，1928年在哈尔滨读中学，接触五四以来的进步思想和中外文学。尤受鲁迅、茅盾和美国作家辛克莱作品的影响。由于对封建家庭和包办婚姻不满，1930年离家出走，几经颠沛。1932年与萧军同居，两人结识不少进步文人，参加过宣传反满抗日活动。

1933年与萧军自费出版第一本作品合集《跋涉》。在鲁迅的帮助和支持下，1935年发表了成名作《生死场》(开始用笔名萧红)，萤声文坛。

1936年，为摆脱精神上的苦恼东渡日本，在东京写下了散文《孤独的生活》、长篇组诗《砂粒》等。

l940年与端木效蕻良同抵香港，不久发表了中篇小说《马伯乐》和著名长篇小说《呼兰河传》。

1942年，历尽坎坷之后在香港病故，时年31岁。

著作书目：

《跋涉》(小说、散文集)与萧军合著， 1933(自费出版)

《生死场》(中篇小说)1935，上海容光书局；1980，黑龙江人民

《淌薪帧?散文集)1936，文生

《桥》(小说、散文集)1936，文生

《牛车上》(小说、散文集)1937，文生

《旷野的呼喊》(短篇小说集)1940，上杂

《萧红散文》 1940，重庆大时代书局

《回忆鲁迅先生》(散文)1940，重庆妇生活社

《马伯乐》(中篇小说)1941，重庆大时代书局

《呼兰河传》(长篇小说)1941，上杂 1954，新文艺；1979，黑龙江人民

《手》(小说)1943，桂林远方书店

《小城三月》(小说)1948，香港海洋书屋

《萧红选集》(中、短篇小说集)1958，人文

《萧红选集》 1981，人文

《萧红书简辑存注释录》萧军辑，1981，黑龙江人民

《萧红短篇小说逊 1982，黑龙江人民

《萧红散文选集》 1982，百花

《萧红》(中国现代作家选集)1984，人文

《萧红代表作》(短篇小说集)1987，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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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诃夫，19世纪末俄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情趣隽永、文笔犀利的幽默讽刺大师，短篇小说的巨匠，著名剧作家。他以卓越的讽刺幽默才华为世界文学人物画廊中增添了两个不朽的艺术形象。他的名言“简洁是天才的姊妹”也成为后世作家孜孜追求的座右铭。

他的小说短小精悍，简练朴素，结构紧凑，情节生动，笔调幽默，语言明快，富于音乐节奏感，寓意深刻。他善于从日常生活中发现具有典型意义的人和事，通过幽默可笑的情节进行艺术概括，塑造出完整的典型形象，以此来反映当时的俄国社会。其代表作《变色龙》、《套中人》堪称俄国文学史上精湛而完美的艺术珍品，前者成为见风使舵、善于变相、投机钻营者的代名词；后者成为因循守旧、畏首畏尾、害怕变革者的符号象征。

下面是更详细的简介了：

契诃夫，А．П．(АнтонПавловичЧехов1860～1904)俄国小说家、戏剧家。1860年1月29日生于罗斯托夫省塔甘罗格市。祖父是赎身农奴。父亲曾开设杂货铺，1876年破产，全家迁居莫斯科。但契诃夫只身留在塔甘罗格，靠担任家庭教师以维持生计和继续求学。1879年进莫斯科大学医学系。1884年毕业后在兹威尼哥罗德等地行医，广泛接触平民和了解生活，这对他的文学创作有良好影响。

在19世纪80年代的俄国，反动的书刊检查制度空前严格，庸俗无聊的幽默刊物风靡一时。契诃夫开始创作时常以安东沙·契洪特等笔名向这类杂志（如《蜻蜓》、《断片》）投稿。短篇小说《一封给有学问的友邻的信》(1880)和幽默小品《在长篇、中篇等小说中最常见的是什么？》(1880)是他初期发表的作品。80年代中叶前，他写下大量诙谐的小品和幽默的短篇小说，很多是无甚价值的笑料和趣事，但其中也有一些比较优秀的作品，继承俄罗斯文学的民主主义优良传统，针砭当时社会的丑恶现象，如写卑欺强节的小官吏（《在钉子上》、《一个官员的死》、《胜利者的胜利》，均1883），凌辱弱者的士绅和老爷（《英国女子》1883），见风使舵的奴才骨（《变色龙》，1884），专制制度的卫道士（《普里希别叶夫中士》，1885）。但他迫于生计和缺乏经验，在当时主要只求速成和多产。1886年3月，名作家格里戈罗维奇写信要他尊重自己的才华，他深受启发，开始严肃对待创作。写于1886年的《万卡》、《苦恼》和1888年的《渴睡》，表现了作家对穷苦劳动者的深切同情。1888年问世的著名中篇小说《草原》描绘和歌颂了祖国的大自然，思考农民的命运，表达人民对幸福生活的渴望。《命名日》(1888)和《公爵夫人》(1889)等暴露了伪善、爱慕虚荣和庸俗等习气。这些作品在思想内容和艺术技巧方面都有明显进展。但受小资产阶级环境影响的契诃夫在这时不问政治，只“想做一个自由的艺术家”，要有“最最绝对的自由”。他从1886年起为反动文人苏沃林发行的《新时报》撰稿，虽经批评家尼·米哈伊洛夫斯基的劝告，仍同它保持关系。1888年10月，契诃夫获“普希金奖金”半数。这时他已是5部短篇小说集的作者（《梅尔波梅尼的故事》，1884；《五颜六色的故事》，1886；《在昏暗中》，1887；《天真的话》，1887；《短篇小说集》，1888）。声誉和地位的日益增高，使他强烈地意识到自己作为作家的社会责任感，认真地思索人生的目的和创作的意义。他说：“自觉的生活，如果缺乏明确的世界观，就不是生活，而是一种负担，一种可怕的事情。”这种思想形象地表现在中篇小说《没意思的故事》(1889)里。

从这个时期起，契诃夫开始创作戏剧。独幕剧《结婚》(1890)和《论烟草的危害》(1886)、《蠢货》(1888)、《求婚》(1888～1889)、《一个不由自主的悲剧角色》(1889～1890)、《纪念日》(1891～1892)等轻松喜剧在思想内容和喜剧性上接近于他的早期幽默作品。剧本《伊凡诺夫》(1887～1889)批判缺乏坚定信念、经不起生活考验的80年代的“多余的人”。

1890年4月至12月，体弱的契诃夫不辞长途跋涉，去沙皇政府安置苦役犯和流刑犯的库页岛游历，对那里的所有居民、“将近一万个囚徒和移民”逐一进行调查。库页岛之行提高了他的思想觉悟和创作意境。1891年他在一封信里说：“……如果我是文学家，我就需要生活在人民中间……我至少需要一点点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哪怕很少一点点也好。”他开始觉察到，为《新时报》撰稿所带给他的只是“祸害”，终于在1893年同这家刊物断绝关系。他对俄国的专制制度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写出了《库页岛》(1893～1894)和《在流放中》(1892)等作品，而最重要的则是震撼人心的《第六病室》(1892)。这部中篇小说控诉监狱一般的沙皇俄国的阴森可怕，也批判了他自己不久前一度醉心的“勿以暴力抗恶”的托尔斯泰主义。列宁读它后受到强烈的感染，说自己“觉得可怕极了”，以致“在房间里待不住”，“觉得自己好象也被关在‘第六病室’里了”。

在1890至1900年间，契诃夫曾去米兰、威尼斯、维也纳和巴黎等地疗养和游览。从1892年起，他定居在新购置的莫斯科省谢尔普霍夫县的梅里霍沃庄园。1898年，身患严重肺结核病的契诃夫迁居雅尔塔。1901年他同莫斯科艺术剧院的演员奥尔迦·克尼碧尔结婚。在雅尔塔他常与列·托尔斯泰、高尔基、布宁、库普林和列维坦等人会见。

19世纪90年代和20世纪初期是契诃夫创作的全盛时期。当时俄国的解放运动进入无产阶级革命的新阶段。在革命阶级的激昂情绪激荡下学生以及其他居民阶层中间的民主精神渐趋活跃。契诃夫也渐渐克服了不问政治的倾向，积极投入社会活动：1892年在下诺夫哥罗德省和沃罗涅什省赈济饥荒；1892至1893年间在谢尔普霍夫县参加扑灭霍乱的工作；1897年参与人口普查工作；1898年支持法国作家左拉为德雷福斯辩护的正义行动，并因此疏远同苏沃林的关系；1902年为了抗议沙皇当局取消高尔基的科学院名誉院士资格的决定，他和柯罗连科一起放弃在1900年获得的科学院名誉院士称号；1903年他资助为争取民主自由而受迫害的青年学生。他的民主主义立场日益坚定，对社会生活的底奥的观察更为深刻，对酝酿中的革命的预感也日益明朗，从漆黑的现实中渐渐看到隐约的“火光”。他的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他强调艺术作品应该有明确的思想（剧本《海鸥》，1896）；他在一系列作品里接触到重大的社会问题。例如《农民》(1897)以清醒的现实主义反映了农民的物质和精神生活的贫乏：赤贫、愚昧、落后和野蛮；《在峡谷里》(1900)并描绘了农村资产阶级——富农疯狂地掠夺财富和残忍本性。这些小说对美化农村公社生活的民粹派是有力的反驳。揭露资本主义的主题也见于《女人的王国》(1894)和《三年》(1895)等作品；而《出诊》(1898)则表明资本主义“魔鬼”不仅压榨工人，而且也折磨着工厂主后裔的良心，他们意识到生活没有意义和不合理，因而深深感到抑郁不安。剧本《万尼亚舅舅》(1897)描写没有真正理想和严肃目标的知识分子的可悲命运，他们的正直无私的劳动终成无谓的牺牲。《带狗的女人》(1899)以爱情为题材，暴露庸俗和虚伪，唤起读者“对浑浑噩噩的、半死不活的生活……的厌恶”。《带阁楼的房子》(1896)和《我的一生》(1896)否定80至90年代流行的、用日常工作代替社会斗争的“小事”论，批判自由主义者的渐进论思想，认为需要一种“更强大、更勇敢、更迅速的斗争方式”，要走出日常活动的狭隘圈子，去影响广大群众。他的创作中逐渐响起了“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的呼声。在《套中人》(1898)里揭示80年代反动力量对社会的压制及他们的保守和虚弱，并鞭挞当时存在的套中人习气。在《醋栗》(1898)和《姚内奇》(1898)里他刻画自私自利、蜷伏于个人幸福小天地的庸人的心灵空虚和堕落，并指出“人所需要的不是三俄尺土地，也不是一座庄园，而是整个地球，整个大自然，在那广大的天地中，人才能尽情发挥他的自由精神的所有品质和特点”。

随着20世纪初社会运动的进一步高涨，契诃夫意识到一场强大的、荡涤一切的“暴风雨”即将降临，社会中的懒惰、冷漠、厌恶劳动等恶习将被一扫而光。他歌颂劳动，希望每个人以自己的工作为美好的未来做准备（《三姊妹》，1900～1901）。在1905年革命的前夕写成的《新娘》(1903)表达了要“把生活翻一个身”、奔赴新生活的渴望。剧本《樱桃园》(1903～1904)展示了贵族的无可避免的没落和由新兴资产阶级所代替的历史过程，同时表现了毅然同过去告别和向往幸福未来的乐观情绪：樱桃园伐木的斧声伴随着“新生活万岁！”的欢呼声。然而由于契诃夫的思想立场从未超越民主主义的范畴，他笔下的新人都不知道创建崭新生活的必由之路，他们渴望的“新生活”始终只是一种朦胧的憧憬。

1904年6月，契诃夫因病情恶化，前往德国巴登维勒治疗，7月15日在那里逝世，遗体运回莫斯科安葬。

契诃夫创造了一种风格独特、言简意赅、艺术精湛的抒情心理小说。他截取片段平凡的日常生活，凭借精巧的艺术细节对生活和人物作真实描绘和刻画，从中展示重要的社会内容。这种小说抒情气味浓郁，抒发他对丑恶现实的不满和对美好未来的向往，把褒扬和贬抑、欢悦和痛苦之情融化在作品的形象体系之中。他认为：“天才的姊妹是简练”，“写作的本领就是把写得差的地方删去的本领”。他提倡“客观地”叙述，说“越是客观给人的印象就越深”。他信任读者的想象和理解能力，主张让读者自己从形象体系中琢磨作品的涵义。

契诃夫戏剧创作的题材、倾向和风格与他的抒情心理小说基本相似。他不追求离奇曲折的情节，他描写平凡的日常生活和人物，从中揭示社会生活的重要方面。在契诃夫的剧作中有丰富的潜台词和浓郁的抒情味；他的现实主义富有鼓舞力量和深刻的象征意义，“海鸥”和“樱桃园”就都是他独创的艺术象征。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丹钦科以及莫斯科艺术剧院（1898年建立）与契诃夫进行了创造性的合作，对舞台节术作出了重大革新。

契诃夫在世界文学中占有自己的位置。他以短篇小说和莫泊桑齐名。欧美许多作家谈到契诃夫的创作对20世纪文学的影响。在中国，在契诃夫逝世后不久，《黑衣教士》和《第六病室》等小说就被译介过来。他的剧本《海欧》、《万尼亚舅舅》、《三姊妹》和《樱桃园》也早在1921年和1925年先后由郑振铎和曹靖华等译成中文。以后，鲁迅艺术学院曾在延安演出《蠢货》、《求婚》和《纪念日》。瞿秋白、鲁迅、茅盾、郭沫若、巴金等对契诃夫都有过论述。他的小说和戏剧几乎全部有中译本。

“在舞台上得让一切事情像生活里那样复杂，同时又那样简单。人们吃饭，仅仅吃饭，可是在这时候他们的幸福形成了，或者他们的生活毁掉了。”

——契诃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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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中国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原名周树人，字豫才，浙江绍兴人。出身于破落封建家庭。青年时代受进化论、尼采超人哲学和托尔斯泰博爱思想的影响。1902年去日本留学，原在仙台医学院学医，后从事文艺工作，企图用以改变国民精神。1905—1907年，参加革命党人的活动，发表了《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等论文。期间曾回国奉母命结婚，夫人朱安。1909年，与其弟周作人一起合译《域外小说集》，介绍外国文学。同年回国，先后在杭州、绍兴任教。辛亥革命后，曾任南京临时政府和北京政府教育部部员、佥事等职，兼在北京大学、女子师范大学等校授课。1918年5月，首次用“鲁迅”的笔名，发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奠定了新文学运动的基石。五四运动前后，参加《新青年》杂志工作，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1918年到1926年间，陆续创作出版了小说集《呐喊》、《彷徨》、论文集《坟》、散文诗集《野草》、散文集《朝花夕拾》、杂文集《热风》、《华盖集》、《华盖集续编》等专集。其中，1921年12月发表的中篇小说《阿Q正传》，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不朽杰作。1926年8月，因支持北京学生爱国运动，为北洋军阀政府所通缉，南下到厦门大学任中文系主任。1927年1月，到当时的革命中心广州，在中山大学任教务主任。1927年10月到达上海，开始与其学生许广平同居。1929年，儿子周海婴出世。1930年起，先后参加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反抗国民党政府的独裁统治和政治迫害。从1927年到1936年，创作了历史小说集《故事新编》中的大部分作品和大量的杂文，收辑在《而已集》、《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编》、《且介亭杂文末编》、《集外集》和《集外集拾遗》等专集中。鲁迅的一生，对中国文化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领导、支持了“未名社”、“朝花社”等文学团体；主编了《国民新报副刊》〔乙种〕、《莽原》、《语丝》、《奔流》、《萌芽》、《译文》等文艺期刊；热忱关怀、积极培养青年作者；大力翻译外国进步文学作品和介绍国内外著名的绘画、木刻；搜集、研究、整理大量的古典文学，编著《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整理《嵇康集》，辑录《会稽郡故书杂录》、《古小说钩沈》、《唐宋传奇录》、《小说旧闻钞》等等。1936年10月19日因肺结核病逝于上海，上海民众上万名自发举行公祭、送葬，葬于虹桥万国公墓。1956年，鲁迅遗体移葬虹口公园，毛泽东为重建的鲁迅墓题字。1938年出版《鲁迅全集》〔二十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鲁迅著译已分别编为《鲁迅全集》〔十卷〕，《鲁迅译文集》〔十卷〕，《鲁迅日记》〔二卷〕，《鲁迅书信集》，并重印鲁迅编校的古籍多种。1981年出版了《鲁迅全集》〔十六卷〕。北京、上海、绍兴、广州、厦门等地先后建立了鲁迅博物馆、纪念馆等。鲁迅的小说、散文、诗歌、杂文共数十篇〔首〕被选入中、小学语文课本。小说《祝福》、《阿Q正传》、《药》等先后被改编成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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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军原名刘鸿霖。又名刘吟飞、刘蔚林。笔名除萧军外，还有三郎、田军等。萧军于1907年出生于辽宁省义县下碾盘沟村（今属锦县）。

1929年，萧军写出了他的第一篇白话小说《懦......》，以“酡颜三郎”为笔名，发表在当年5月10日沈阳《盛京时报》上。小说愤怒地揭发了军阀残害士兵的暴行。接着萧军又在《盛京时报》上发表了《端阳节》、《鞭痕》、《汽笛声中》、《孤坟的畔》等小说。

1932年初，萧军到了哈尔滨。正式开始文学生涯，也正式成为党的地下组织所领导的革命文艺队伍中的一员。1933年秋天，他和萧红合印了一部短篇小说集《跋涉》。其中收有萧军的《孤雏》、《烛心》、《桃色的线》、《这是常有的事》、《疯人》、《下等人》等六篇小说。

于1934年6月中旬离开了东北故乡，来到关内。在青岛，萧军、萧红一边编辑《青岛晨报》副刊，一边写作。萧军在里写完了他的成名作《八月的乡村》。1935年7月，萧军自费“非法”出版了长篇小说《八月的乡村》，立即轰动了文坛，奠定了萧军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

在艺术上，《八月的乡村》有着鲜明的特色。首先，它以浓郁的乡土色彩强烈地吸引着读者。其次，在人物塑造上，萧军既能准确地把握人物性格牲，作速写的勾勒，又善于精雕细绘，并且常常把二者结合起来加以描写。此外，《八月的乡村》的风格也质朴刚健，充溢着一种不可抑止的力量，可以说是“力”的艺术。这种艺术风格特别体现在对社会生活的概括和开掘方面。

这时期，萧军的创作力极为旺盛。继《八月的乡村》之后，他又出版了短篇小说集《羊》、《江上》，散文集《十月十五日》、《绿叶的故事》，中篇小说《涓涓》等。正是在这样基础上，萧军开始撰写他的长篇巨著《第三代》。从1936年春起，他断断续续写了近二十年，才全部写完。这部巨著以宏大的气魄，全面真实地再现了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统治下的东北社会现实。

1940年6月第二次去延安。从这时起，一直到1945年冬末，萧军一直生活和工作在延安。他担任了鲁迅研究会主任干事，“文协”分会的理事，《文艺月报》的编辑，鲁迅艺术文学院的教员等职务。

抗战胜利后，于1946年9月23日重返阔别了十二年的哈尔滨。萧军先后担任了东北大学便迅艺术文学院院长、鲁迅文化出版社社长、《文化报》主编等职务。就在这时，发生了《文化报》与《生活报》论争事件。当时中共中央东北局作出的“关于萧军问题的决定”确认了对萧军的政治迫害。从此萧军便被排斥出文艺界，被湮没了整整三十年。

萧军在极端困难的逆境中写出《五月的矿山》、《吴越春秋史话》以及《第三代》最后部分等大量作品。即使在十年动乱的年月里，他身陷囹圄也没有放下手中的笔，写出了大量的诗词，近年来又有《鲁迅给萧军萧红信简注释录》、《萧红书简辑存注释录》、《萧军近作》等重要著作问世。

萧军解放后所写的这些作品，不但思想更见深沉，艺术上也是精益求精。近年来，萧军还出版了《萧军近作》、《萧红书简辑存注释录》、《鲁迅给萧军萧红信简注释录》等著作。这些作品不但保存了宝贵的文学史料，而且是非常优美的散文艺术珍品。特别是后两部作品，名为“注释”，其实是别具一格的艺术品。

粉碎“四人帮”后，党为萧军同志彻底平反，恢复名誉，重新作了符合历史事实的公正的结论，充分肯定了他“早年投身于民族解放运动，并以自己的文学创作宣传抗日救亡，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卖国政策和独裁统治”的历史功绩，撤消了1948年东北局“萧军关于问题的决定”，推倒了“四人帮”给萧军强加的各种诬陷之词，称赞“萧军同志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是一位有民族气节的革命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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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城三月主要内容是什么?

小城三月》以一个天真、稚气的女中学生“我”的口吻来叙事，借一个女中学生的眼来透视翠姨的故事。翠姨是一个较为富裕的地主家庭出身的、没有上过学的年轻女子，她性格沉静，仪态优雅，天性爱美，象一般的年轻女子一样追求着一些时尚的美的东西，象枣红色披肩、绒绳鞋、各种女子的小饰物、高跟鞋等等；翠姨又有着不同于一般俗女子的地方，她不象她的妹妹，只是醉心于杂七杂八的服饰和丰厚的聘礼，她没有妹妹骨子里的那般俗气而显得清新、脱俗。

她喜欢“我”，因为“我”在学堂里读书，她想什么事“我”都比她明白，她总有许多事情同“我”商量；她也总喜欢到“我”家里来和“我”的新派亲友们在一起感受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接受一些新鲜的思想和观念。

在与“我”的亲友们的接触过程中，翠姨逐渐被“我”家开明的家庭氛围所感染，她终于放下一个封建的守旧的闺中少女的羞涩，与“我”和“我”的伯父、堂兄弟姊妹们一起开家庭音乐会、打网球，一起逛公园、赏花灯，她喜欢和“我”的家人们在一起时的无忧无虑、自由自在的时光；翠姨希望自己也能成为一个有知识的人，并且在她22岁时开始读书识字。

而在翠姨身上最大的变化是，她居然悄悄地爱上了“我”那潇洒的在哈尔滨上大学的堂哥。

有堂哥的地方，也就有翠姨的默然关注的双眼。一路上看花灯时，翠姨就直在看堂哥；堂哥讲故事时，翠姨总比我们留心听些，在一天的晚饭后，哥哥陪同翠姨和堂哥在“我”的房子里，而此时翠姨偏又矜持起来，看见了“我”，翠姨就赶快地站起来说，我们去玩吧，翠姨把她对哥哥的爱深埋在心间。

“我”的家庭氛围给翠姨带上一层欣悦的色彩，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翠姨一颗封闭少女之心慢慢地开启：她不愿嫁给那个由她母亲给她订下婚约的人，她有了自己内心爱着的人。

翠姨的恋爱和秘密是这样子的，她似乎要把它带到坟墓里去，一直不要说出口，好象天底下没有一个人值得听她表白，而最终翠姨真的把她的爱带到坟墓里去了。没有人知道她为什么死，包括“我”的堂兄。[3]

创作背景

萧红出生在一个封建大家庭，她的父亲张廷举是当地有名的乡绅，又当着教育局长，为了攀附高门，把萧红许配给当地一个汪姓军阀的儿子汪殿甲。父母指配的婚姻萧红本身就不满意，又发现汪殿甲吸食鸦片，心里产生厌恶感。受新思想浸染的萧红，用逃婚的方式做了父亲叛逆的女儿，但不幸的是萧红出逃到北京后汪殿甲也跟踪而至，并找到了萧红。[4]

萧红在无依无靠、经济受控的情况下，被未婚夫汪恩甲骗到哈尔滨的一家旅馆同居。同居几个月后，汪恩甲借口说回家取钱，就一去不回。身怀六甲的萧红被旅店老板逼缴住房费，不然就将她卖到妓院抵债。1932年夏，萧红在哈尔滨得萧军、舒群帮助，脱出旅寓困境。[4]萧红与萧军产生了纯美的感情，在爱情的滋养下，萧红度过了她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然而，不久二人因性格不合而出现情感裂痕。[5]1936年，萧红到日本一年后回到中国。1938年，萧红在山西临汾与萧军分手，并和端木蕻良到武汉。武汉被大轰炸后，萧红又到重庆，而后转折到香港。[4]

对于逝去的这段感情， 萧红说：她爱萧军，今天还爱，他是个优秀的小说家，在思想上是同志，又一同在患难中挣扎过。直至在香港病逝前夕，萧红最挂念的也还是萧军，她在病榻上念念不忘为她生命带来春天的男子，她说：如果萧军知道她病着，她确信萧军会来，只要他能来，他一定会来看她的，帮助她的。萧红是这样持久而真诚地爱着萧军，而萧军早已投入了另一片广阔的大天地，无暇顾及这身后的爱人。这种无人理解的寂寞心境投射在《小城三月》中，这个发生在小城春天的爱情故事便染上了一层淡淡悲凉的色调。[5]

《小城三月》写于1941年7月，发表于同年8月《时代文学》第1卷第2期。[1]

人物介绍

翠姨

翠姨十八九岁，生得并不是十分漂亮，翠姨是“我”的外祖母原来在另外一家所生的女儿。翠姨有一个妹妹比她小两岁。[6]但长得窈窕、端庄文静、温柔深情、沉默寡言、喜好沉思、幻想，她在自己的内心波涛里追逐美好的情感。由于家庭变故，受到一般旧思想人家的歧视，因而，形成了感伤的气质，以为自己的命不会好。翠姨会弹奏大正琴，她还会吹箫或是吹笛子。翠姨天资聪颖、单纯愚昧的翠姨在几度失意难以买到如意的绒绳鞋时，反复悲叹“我的命运不会好的”。[7]翠姨自从订婚之后，是很有钱的了，什么新样子的东西一到，她经常去买。[6]随着时间的流逝，翠姨对婚姻和命运日渐恐惧，在心理笼罩上了一层更为可怜的、柔弱的悲凉。她因不能与喜爱的人共渡一生忧郁而死。[7]

“我”

“我”有一个姨，但不是“我”的亲姨，“她”是“我”继母的继母的女儿。“我”的我祖母是在做了寡妇之后才来到“我”外祖父家的。翠姨很喜欢“我”，因为“我”在学堂里念书。“我”继母是八旗人，也就是满人。“我”家算是开通的，叔叔和哥哥都到北京和哈尔滨那些大地方去读书了。“我”家里设有网球场。翠姨想什么事情，“我”都比她明白。到夜里“我”住在外祖父家里，翠姨也就陪着我住下来。[6]

作品鉴赏

主题思想

《小城三月》主题思想之一：通过对“春天”的呼唤，表达反封建意识

女主人公翠姨不想接受长辈给她安排的旧式婚姻，而是对“我”的堂哥哥产生了好感，可是这桩朦朦胧胧的恋爱并没有收到预期的结果，翠姨最终还是痛苦地死去，在她身后只留下没有来得及展开的恋爱。封建包办婚姻制度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制造这场悲剧的罪魁祸首。

《小城三月》中以“外祖母”和“我的母亲”为代表的封建家族的形象代表是那样的和蔼可亲，不仅她们给翠姨安排的婚姻完全是为她着想，即使在翠姨死后，这桩婚姻的“主谋”之一——“我的母亲”还说：“要是翠姨一定不肯出嫁，那也是可以的，假如他们当‘我’说。”

《小城三月》故事，发生在“五四运动”后不久。在新文化运动的宣传和启蒙下，这座古老的县城中出现了些许现代文明的气息：“那个时候，县里早就有了洋学堂了。小学好几个，‘我’家算是最开通的了。叔叔和哥哥他们都到北京和哈尔滨那些大地方去读书了，他们开了不少的眼界。回到家里来，大讲他们那里都是男孩子和女孩子同学。所以这个家庭都‘咸与维新’起来。”

翠姨与“我家”素有往来，外面世界中新的文明气息的熏陶搅动了她心中的一池春水。以前她对于定亲一事并无太多的想法，当婆家把10多万的聘礼送到她手中后，她花得心安理得：“翠姨自从订婚之后，是很有钱的了，什么新样子的东西一到，虽说不是一定抢先去买了来，总是过不了多久，箱子里就要有的了。”如果没有遇见“我”的堂哥哥，她也许会延续着千百年来亘古不变的女性命运，和她的妹妹一样顺理成章地嫁出去，为人妇、为人母、死亡，成为一名“蚁子一样的愚夫愚妇”，浑浑噩噩地“为死而生”。可当她见到“我”的堂哥哥后，这一切都发生了变化：翠姨很喜欢“我”的堂哥哥，因为“她觉得到底是读大学的人好，不野蛮，不会对女人不客气，绝不能像她的妹夫常常打她的妹妹”。

上述描写表明：与其说是翠姨对“我”的堂哥哥发生了兴趣，还不如说是她对于读书、对于知识分子、对于外部世界新文明萌发了无限向往和追求。正是在这一氛围影响下，翠姨才不甘于走妹妹的出嫁那样乡镇女子的婚姻道路和人生安排，而是产生了新的人生冲动。

可是这座小城毕竟受过几千年封建文化的熏陶，人们头脑中的封建思想和封建意识实在是根深蒂固。相对而言，外部世界新文明气息还过于薄弱，要想在一夜之间彻底取彼而代之无异于痴人说梦，在现实生活中，人们更多的还是按照传统的思维定式去考虑问题。“外祖母”等人按照她们的意愿给翠姨安排婚姻大事，却没有征求翠姨本人的意愿；翠姨不满意这桩婚事，然而她却囿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古训，不敢反抗，只是一味埋怨命运的不公；她的母亲不理解女儿的心事，问她：“陪嫁的东西买得不顺心吗？或者是想到我们家去玩吗？”什么事都问到了，却独独没有触及感情层面；即使是翠姨暗恋的对象——“我”的堂哥哥在翠姨死后，也“不知翠姨为什么死”，这真是一种可悲的隔膜。

在个体生命价值被严重漠视的封建文化环境中，个人的情感活动很难获得外界真正的理解和尊重。如是描写便使得翠姨的死蒙上了一层浓重的历史意蕴。通过翠姨的死，萧红对孕育这场死亡的罪恶的封建文化环境提出了声泪俱下的控诉。

在文本的尾声中，翠姨更是通过对春天的呼唤表达了对新的文明的热切期盼之情，进一步深化了文章主旨。封建文化对年轻人幸福的扼杀自然难辞其咎，可另一方面翠姨自身的性格弱点亦不容忽视。她多愁善感，情感细腻，却又缺乏相应的文化素质，是一个被封建文化所严重毒害的女性形象。试看下面的一段描写：“假若是有人在她的背后唤她一声，她若是正在走路，她就会停下了；若是正在吃饭，就要把饭碗放下，而后把头向着自己的肩膀转过去，而全身并不大转，于是她自觉地闭合着嘴唇，像是有什么要说而一时说不出来似的。”

她很喜欢绒绳鞋，然而“她没有买，也许她心里边早已经喜欢上了，但是看上去她都像反对似的，好像她都不接受。她必得等到许多人都开始采办了，这时候，看样子她才稍稍有些动心。”

上述描写表明，翠姨是以“行不摇头，笑不露齿，站不倚门，坐不露膝”等封建社会的清规戒律作为自己日常行为的规范，并严格约束自己的思想行为的。在封建文化的长期熏陶下，她已经自觉地把封建文化中对女性的各种约束和束缚化为自己的内心要求。她的言谈举止与其说是天性使然，还不如说是受封建文化潜移默化影响所致，而这才是造成其命运悲剧的最根本的内在原因。在文章伊始，她就说“我的命，不会好的”，这种宿命似的话语表明了翠姨对命运的盲目认同，对自我力量的否定和放弃；而真正可悲的是，当她寻到自己的真爱时，却又囿于传统封建礼教的束缚，根本不敢自由表达自己的感情，并最终导致了悲剧的发生。这种柔弱的女性性格下所萌发出的理想与残酷的社会现实之间存在着一道巨大的鸿沟，这道鸿沟是翠姨所无法跨越的，这似乎注定了这出悲剧的必然性。

在《小城三月》中，萧红已经把对封建文化代言人层面的批判转换到了对封建文化本身的批判上来，这表明了萧红自觉的反封建意识和“不克厥敌，战则不止”的韧性反封建精神。[8]

《小城三月》主题思想之二：生命犹如美好春天一样短暂，又如春天迅速地消逝

萧红把回归童年的渴望、恋乡情结和自己的创作意向联成一体，《小城三月》就是这样一种情绪的延续。《小城三月》以恬淡平静的笔调把镜头切近一个独立的个体，对女主人公翠姨进行了细腻入微且满带女性关怀的摄录，对其不幸的命运寄予了深深的同情和哀悯。

在萧红的童年记忆中，祖父和后花园无疑是萧红身心快乐的乐园，是她灵魂的栖息地。他们给予她的是完全饱满的情感的满足，是一种没有缺憾的快乐。而在对翠姨的回忆当中，虽然萧红也再次重游了童年生活的世界，但这次往事的回顾却在温馨之中浸润着丝丝缕缕、清清缈缈的哀伤和愁怨。萧红在《小城三月》里展示的更多的是一幕幕零零琐琐、细腻婉转的小儿女情态，尤其是少女们微妙而善感的心灵世界，她们息息相通的情感感受使人不由得回忆起儿时与伙伴们嬉戏的欢乐时光以及女孩子们之间那种无所不谈的亲密无间和无需言表的心心相印。

“我”和翠姨常常在夜晚睡下之后谈话到鸡叫还不觉尽兴，仿佛有着永远也说不尽的话题要互相倾吐，这种不同于异性爱的姊妹情谊如潺潺流水缓缓流过并滋润着人的心田，使人不会感到孤独和寂寞。然而，对于翠姨来说，同性之间的友爱并不能使她多愁善感的少女情怀完全得到满足，不管她与“我”之间的情谊如何深切，但终究不能代替骚动的青春对神秘的异性情爱的向往和追求，而“我”的哥哥的出现恰恰在翠姨静如止水的生活和情感里激起了一层层波澜，使得本就敏感多情的她为之怦然心动。但翠姨是那样一种被动的女子，她不会听凭自己心灵的呼唤而主动地把握自己的命运，只能依顺别人为她安排的一切，因而尽管她不太心顺但也还是与一个“长得又矮又小，穿一身蓝布棉袍子，黑马褂，头上戴一顶赶大车的人所戴的五耳帽子”年仅17岁的陌生人订了婚，并且同她的妹妹一样用婆家聘礼的钱装扮起自己，出尽风头。可是得过且过的生活毕竟有了结的时候，三年过后，当翠姨的婆家要来迎娶的时候，翠姨才感到事态的严重。而哈尔滨一行更使得翠姨对自己的未婚夫感到不满和恐怖，然而她又无力改变这种既定的婚姻事实，只能以要读书为由延迟出嫁。当她终于意识到无论如何也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时，她绝望了，终于做出了死的抉择。

读者容易将把翠姨的悲剧归结为封建包办婚姻和因循守旧观念的迫害，这固然是翠姨寻死的一个原因，但并不是惟一的原因，也不是最重要的原因。

萧红在小说的“尾声”中有这样一段叙述：“等‘我’到春假回来，母亲还当‘我’说：‘要是翠姨一定不愿意出嫁，那也是可以的，假如他们当我说。’”

这里的“他们”“我”以为是指堂哥和翠姨，因为在翠姨病重时，母亲曾拿了些钱让哥哥给翠姨送去，让她随便买点什么吃的。其实，“母亲晓得他们年轻人是很拘泥的，或者不好意思去看翠姨，也或者翠姨是很想看他的，他们好久不见了”，母亲既然“很久的就在心里猜疑着他们了”，但还是主动地为他们提供了见面的机会，使得翠姨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能面对心爱的人说出自己想说的话，毫无遗憾地离开人世。可惜翠姨并不了解“我”母亲的用心和态度，只是一味地封闭住自己的心扉，即使临近生命的尽头，拉着她深恋着的人的手她还不肯明白地表白心迹，而是用了两套语意系统一语双关：“你来得很好，一定是姐姐，你的母亲告诉你来的，‘我’心里永远记念着她。她爱‘我’一场，可惜‘我’不能去看她了，‘我’不能报答她了，不过‘我’总会记起在她家里的日子的，她待‘我’也许没有什么，但是‘我’觉得已经太好了，‘我’永远不会忘记的，‘我’现在也不知为什么，心里只想死得快一点就好，多活一天也是多余的，人家也许以为‘我’是任性，其实不对的。不知为什么，那家对‘我’也会是很好的，但是‘我‘’不愿意。‘我’小时候，就不好，‘我’的脾气总是，不从心的事，‘我’不愿意，这个脾气把‘我’折磨到今天了，可是‘我’怎能从心呢，真是笑话，谢谢姐姐她还惦着‘我’，请你告诉她，‘我’并不像她想的那么苦，‘我’也很快乐。”翠姨苦笑了一笑，“‘我’的心里安静，而且‘我’求的‘我’都得到了。”

如果对翠姨的心思稍有体察，谁都会明白翠姨这一段话中的潜台词：所谓的“她”实际上正是“你”，而“‘我’心里永远记念着她”无疑是说“‘我’心里永远记念着你”，翠姨不过是借此喻彼，吐露了自己爱的心曲。可惜近在咫尺的意中人未解其中深味，枉费了翠姨的一番苦心和厚意。翠姨话中再鲜明不过地表现了翠姨欲言又止、欲罢不能的矛盾心态，她的语焉不详致使堂哥虽对翠姨有着朦胧的情意而且一“提起翠姨常常落泪”，但终究“不知翠姨为什么死” 而“大家也都心中纳闷”。从这个角度来看，翠姨的死是由于她自己决意自我毁灭，她的悲剧来自于她多疑的心性和犹疑的性格，明明是“不从心的事”就“不愿意”，但却囿于自己心中的成见和陈规陋俗而自动地把自己的心灵裹闭得密不透风，使人根本无法走进她的内心世界。面对人生，她从一开始就采取了消极悲观的态度，当她没有买到她喜欢的绒绳鞋时，她表现出了多愁善感：“‘我’的命，不会好的。”可是绒绳鞋刚开始流行时，大家都买了穿上，她却偏偏不买，“必得等到许多人都开始采办了，这时候，看样子她才稍稍有些动心”，于是，翠姨便要“我”陪着上街，“先不告诉‘我’去买什么，进了铺子选了半天别的，才问到‘我’绒绳鞋”，而这时流行的浪头已过，很难买到中意的绒绳鞋了，可是翠姨却又非要买到不可，从此“我”知道了她的秘密：“她早就爱上了那绒绳鞋了，不过她没有说出来就是了”，同样的，“她的恋爱的秘密就是这样的。她似乎要把它带到坟墓里去，一直不要说出口，好像天底下没有一个人值得听她的告诉。”

正是这种“欲说还休”、“欲言又止”的犹疑而矛盾的性格导致了她自身的悲剧命运。翠姨种种疑虑的社会历史根源是无法否认的。实际上，萧红花了大量的笔墨涂抹不尽的正是“传统社会积淀于世俗生活深处的种种病态心理现实。”

萧红着力要表现的是人类如同驯养的动物一样的巨大惰性和持久惯力。翠姨就是在这种潜移默化的“规定”中最终牺牲了自己。如果翠姨真能按着既定的轨道无知无觉地走下去，也就活得心安理得、顺理成章。然而不幸的是，翠姨的内心情感与“规定”发生了矛盾，使她不愿再顺着“规定”的轨迹沿走下去，而“规定”又是那样根深蒂固地掣肘着她，使她在理智上自觉不自觉地依从“规定” 。如果翠姨能坦然面对自己的情感，也同样坦然面对“规定”施加的种种非议和斥责，也许翠姨不会选择死亡之路。然而，这种假设对翠姨来说是难以想象而且也是不可能的。翠姨就是这样一个人，她一方面执着于自己的情感，另一方面又没有勇气违逆“规定”，在这种心灵与现实、情感与理智的矛盾冲突中她无以自拔，最终只能做出自我毁灭的抉择。

然而翠姨的令人痛心之处并不在于她扼杀了自己的青春和生命，而在于她的情思没有得到回应，换句话说，翠姨为之倾心的堂哥虽对翠姨颇为心仪，但那毕竟算不上两情相悦、心心相印的爱情。堂哥的“不知翠姨为什么死”就足以说明翠姨对堂哥的感情只是一种暗恋，两人根本缺乏相应的交流与沟通，翠姨在订婚后的三年里一直在得过且过，捱一日是一日。一直到婆家要来迎娶时，翠姨才意识到婚姻的现实。从一定意义上说，翠姨是一个非常幼稚而敏感的女孩，她似乎一直生活在自己幻想的世界里而不食人间烟火，对婚姻更是缺乏成熟清醒的认识，她心安理得地接受了婆家的聘礼，虽然不大情愿但总算随着母亲到哈尔滨去采办嫁妆了。如果没有哈尔滨一行，也许翠姨也就勉强出嫁了，那她也会同所有其他传统女性一样充当历史指派给她的角色，平平淡淡安度一生。然而，哈尔滨的那几个充当向导的男学生最终改变了翠姨的命运，让翠姨不肯再委曲求全，终于导致“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悲剧结局。

翠姨至死也没有对包办婚姻有清醒的认识，她只是通过与几个男学生短短几天的接触而认识到一些表层的东西，“她觉得到底是读大学的人好，不野蛮，不会对女人不客气，绝不能像她的妹夫常常打她的妹妹”，于是，她“一想那个又丑又小的男人，她就恐怖”，尽管翠姨知道“那家对我也会是很好的”，但是她终究还是“不愿意”。这里透露出翠姨作为一个女性对自我追求与憧憬的最终肯定与确认，她朦胧地认识到包办婚姻并不都像妹妹那样遭到挨打的命运，丈夫也许会对她很好，但她还是拒绝进入“规定”的角色，从这一点上看，翠姨选择死亡之路并不仅仅是对旧式婚姻的抗拒，也不仅仅是为堂哥而殉情，从根本的意义上，翠姨是为了女性的自由、尊严和意志而不惜付出生命的代价的。[9]

艺术特色

儿童视角

萧红在《小城三月》中选择了一个生长于富裕开明之家、在学堂读书的小女孩儿“我”作为故事的叙述者。这一儿童视角的确定，发挥了独特的叙事作用。“我”不仅仅是故事的叙述者、旁观者，更是故事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参与者、聆听者。“我”的细腻善良反衬出成人世界的粗俗冷漠，“我”的活泼、乐观、单纯凸显了翠姨的沉静、忧郁、复杂，而“我”的热心好奇则推动了情节发展，“我”对美的欣赏和对大自然的喜爱，使作品洋溢着清新优美又略带忧伤的诗意。

1、以儿童视角的敏锐捕捉细节，展现人物性格

《小城三月》中的“我”具有女孩儿天生的敏感细腻、对美的憧憬和对人、事的好奇，所以“我”能很容易地看到、感到大人们忽略了的细节，领悟到翠姨追求美、追求爱，却“进而不敢、退则不甘”的矛盾性格。

出于女孩儿的敏感细腻，“我”发现了翠姨不同于其他女人之处。翠姨的妹妹做事常常不加思考，不问自己是否真正喜欢和需要，只满足于和别的女人一样。翠姨正相反，总是先观察，然后才去行动。

每当新鲜的事物出现，翠姨总是貌似冷淡实则热心地关注着，她不敢成为第一个尝试的人，甚至口气中还会流露点不屑，但在大家经历过后，她知道没有了引人注目的危险，才遵从内心的渴盼，匆匆寻求那流行已久的美。寻到了暗自窃喜、自我欣赏一番，寻不到时，又深深地愧悔没有勇气早点尝试，并将此与自己的命运相连。这种细腻矛盾的心理变化，唯有同细腻的“我”才能略有体悟。

比如对绒绳鞋的寻找，开始翠姨略显不屑，“我”误以为她不喜欢，当流行势头减弱后，翠姨开始带着“我”四处寻找，在她焦急的寻找中“我”逐渐感受到她那种强烈拥有的渴望，也敏锐地体味她得不到自己喜欢的东西时失望的痛苦，“‘我’默默地祝福翠姨快快买到可爱的绒绳鞋，‘我’从心里愿意她得救。”“我”陪着翠姨一家家店铺地寻找，热心程度甚至超过了翠姨本人。翠姨略带懊悔的寻觅追求，是人性尤其是女人天性中对美的渴望所致，但她又总是迟疑滞后，将爱美之心深深埋藏，不敢大方率先表达。

只有在美与时尚行将消散的时候才急忙捕捉一点残留气息，以求满足内心对美的渴盼，这又是她的个性所致。正是借助小女孩的敏锐捕捉和参与其中，丰富并发展了翠姨的性格特征，让读者看到了一个不敢穿新不敢时尚又不甘被美遗忘的女性形象。这种“不敢”的心态不仅体现在爱美方面，更体现在对美好爱情的态度上。

翠姨最终没有寻觅到她喜爱的绒绳鞋，便哀叹是自己的命不好，在爱情上她依然如同对待绒绳鞋一样不敢主动把握，最后让爱与生命之花一起凋零了。这正是千百年来封建制度对女性束缚压制的结果，让女子只能安分守己，不敢越雷池一步，所以翠姨不敢大胆追求美，更不敢主动追求爱。

“我”在发现了翠姨性格特点的同时，也发现了她对表哥别样情感的秘密，和她不愿意告诉人的心事。“她的恋爱的秘密就是这样子的，她似乎要把它带到坟墓里去，一直不要说出口，好像天底下没有一个人值得听她的告诉。”“我”略带抱怨似的口气正符合小女孩儿的性格特点，不懂得世事艰险不懂得人事复杂，只是单纯地以为翠姨不愿意和任何人倾诉内心的隐秘。在这个叙述过程中，“我”不仅是观察者、聆听者，而且还是善良热心的参与者。

读者从“我”看似平淡的叙述中，可以品出翠姨内心无人可诉也不敢倾诉的苦闷和悲哀，可以听到翠姨无力挣脱封建枷锁的束缚又在灵魂深处被动抗争的呻吟。“绒绳鞋”事件典型地暴露了翠姨的矛盾心态，具有某种象征意义， 关照着她的悲剧命运。

翠姨压抑着自己的天性，爱美又迟迟不敢追寻，爱人又不敢大胆表露和追求。在这种无法开释的纠结中必将走向灭亡，成为封建思想意识的牺牲品。

由于年纪和性格的不同，“我”对翠姨的了解也有一个过程，特别是经历了陪同翠姨买绒绳鞋之后，才后知后觉隐约触摸到翠姨的心灵世界。“我”发现翠姨听哥哥讲故事的时候很专心，也发现哥哥曾经单独陪着翠姨聊过天，但也只是以为翠姨年纪大，和哥哥接近，所以更能理解哥哥讲的故事，而哥哥对翠姨比较客气，也只是因为翠姨是客人而且名份上大些。

翠姨在“我”家听到了很多外面新鲜的故事，包括男女同学的交往等，接受了这些新思想的洗礼，非常羡慕、佩服读书的“我”，认为读书人见多识广。于是她有什么事情都爱和“我”商量探讨，这让“我”有机会了解了更多别人不知道的秘密。同时她和“我们全家”一起生活娱乐，而“我”家的大人孩子都是读书的，她便从中感受到了知识和文明的魅力，萌发了对情感对知识对文明的渴望和追求，并且用她自己的方式努力实践着：在心底埋藏下了对“我”表哥的深情，在家里争取到了读书的机会。该小说以一个对世事似懂非懂的小女孩儿眼光，捕捉到很多成人忽略掉的细节，丰富了作品的内容，使翠姨这一人物形象越来越有立体感，在平淡的生活中，在日常的琐事中，让阅读者感受其无可避免的悲剧命运。[10]

2、以儿童视角的稚真进行原生态叙述，揭示悲剧实质

儿童没有世俗观念的束缚，纯真无暇的天性使其所见皆是可见可感的表面事物。选取儿童视角可以“透过儿童的眼睛来消除权威和神圣，揭开谎言和令人惊骇的暴力，由此也实现对真实生活的原生态显现。”由于儿童不能看穿掩饰于成人笑容下的悲伤，无从探究事情发生的缘由，无法解读出事情背后隐藏着的本质，而解读不出的内在联系恰恰又是悲剧的根源，因此这种悖论似的的表述不仅留给读者更多思考和想象的空间，也更能呈现故事本身所蕴含的悲剧实质。

在《小城三月》里“我”并不丰富的人生经历中，留下印象最深的就是翠姨了。藉由“我”的回忆，串联起翠姨生活的点点滴滴，开始原生态的客观叙述。

“我”不谙世事，因而体会不出翠姨的痛苦、矛盾和挣扎，叙述的语气难免有些淡淡的，但正是这种匠心独运的平铺直叙，才使得读者更真实地了解了翠姨的故事，并思考故事的悲剧实质。

翠姨是一个爱美和追求美的少女。她在新旧混杂的特定时代里，接受了矛盾的两种人生观，一方面她向往新的文明，渴望自由的爱情，在内心深深地爱着“我”的表哥，用自我的方式反抗着命运的安排；另一面她又受缚于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自卑地认为自己配不上英俊潇洒、家道清白又有知识的表哥，

小城三月主要内容

小城三月 是萧红的最后一部作品。这位正值青春年华的女作家，在写完这部作品不到半年的时间，就离开人世了。

在“小城三月”中，我们可以真切地聆听到一个东方女性悲惋的哀歌，在这春的悲哀与爱的祈盼中可谓柔肠寸断。使我们更为深切地感受到那个笼罩一切而又窒息着一切的无边夜幕。感受到作者对于人间爱的憧憬和向往，对于人生的追求与思索。

作品是以儿童视点叙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我”的一个叫翠姨的“姨”悄悄地在心里爱上我了的堂哥。然而，“向往着爱的自由”的翠姨，却“不幸”是一位再嫁的寡妇的女儿，而堂哥却是地主家才学出众的公子。他们的爱情，在有数千年传统规范的约束着的愚昧偏僻小镇，只能被不可理喻的冷寂扼杀掉。几乎没有人能意识到翠姨心底的强烈爱情，甚至被她热烈挚爱着的“堂哥”也不知她缘何悲寂难耐。人们单调而又寂寞地生活着。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似乎生活中本来就没“爱”只有结婚、闲聊或是忙于其他的礼仪琐事。谁都没有必要向谁诉说什么“爱”的衷曲。只有我这个略涉世事的孩子惊奇地窥视到了翠姨的一些异常。结果，当人们准备给翠姨和一个又丑又小的男人结婚之际，翠姨却日渐消瘦，悄然病逝家中。然而，更可悲的是，那位堂哥此后提起翠姨，“虽常常落泪”，却不知翠姨为什么死，“大家也都心中纳闷。”

这是怎样的“恋爱”啊！执着地爱着一方从来没向被爱的一方吐露心曲。直至爱火将人折磨至死，被爱着的人却不知其生命之火为何而熄。这就是中国女性的东方恋情。在这爱情里，没有心灵的撞击，更没有如红楼梦那样被人拆散的曲折。而是一切都窒息于心底，一切都随着生命之火的泯息而悄然而逝。“她的恋爱的秘密就是这样子的，她似乎要把它带到坟墓里去，一直不要说出口，好像天底下没有一个人值得听她的告诉。”作者用一个买不到的绒绳鞋做了一个巧妙的暗示，为女主人的悲剧命运埋下了伏笔。天资聪颖，单纯愚昧的翠姨在几度失意，难以买到如意的绒绳鞋时，反复悲叹“我的命运不会好的。”随着生活的流逝，这个最初可爱的少女对其婚姻和命运日渐恐惧，在心理上笼罩了一层更为可怜的、柔弱的悲凉。

尽管翠姨的孤寂，家世较为封闭，但她在“我”家住的时间，却是一个相对于开明的环境。恰似“枯木逢春”，给这个乡间少女沉寂的情感世界吹起一片涟漪，也吹进了新绿的生命气息。让她看到了点“别样人生”的光亮。便不惜一切向着这生命之火慢慢前进。作品中写道：“翠姨非常聪明，会弹大正瑟，就是前些年所流行在中国的日本瑟。她还会吹箫或是笛子。”

“我家算是最开通的了。叔叔和哥哥他们都到北京和哈尔滨那些大地方去读书了。开了不少的眼界。回到家，大讲那里都是男孩女孩同学。因此在我家里，一切都是很随意的。逛公园，正月十五看花灯，都是不分男女一起去。”

“因此，在我家里也设了网球场，一天到晚地打网球。”

可以看出，这个环境带有一定的现代“气氛”正是在这种气氛的影响下，翠姨不甘于走乡镇女子的婚姻道路和服从于人生的安排。她在认真思索着，执着地探求着。“翠姨很喜欢我，因为我在学堂念书，而她没有。她想，什么事我都比她明白。所以她总是有许多事同我商量。看看我的意见如何。”她喜欢“我”的堂哥，也是由于她觉得“到底读大学的人好，不野蛮，不会对女人不客气，绝不能像她的妹夫常常打她妹妹”翠姨的这一心里活动，其实是对新的生活方式和情感方式以及现代文明的追求。这在翠姨去哈尔滨办嫁妆时，与“我”哥哥同学接触中可以看出来：

“翠姨带着哥哥的介绍信，像一个女同学一样被他们召待着。又加上已经学了俄国人的规矩，处处尊重女子，所以翠姨当然受到了他们不少的尊重。请她吃大菜，请她看电影。坐马车的时候，她先上车，下车的时候，人家扶她下来。她的每个动作别人都为她服务，外套一脱就有人接过去了，她刚一表示要穿外套，就给她穿上了。不用说，买嫁妆是最不痛快的。但那几天，她总算是一生中最开心的时候。”

经过到哈尔滨市去买嫁妆，翠姨就更不愿意出嫁了。她一想到那个又丑又小的男人，她就恐怖。

翠姨的心理微妙变化，向我们展示了两种文化。落后的与现代的翠姨的生长环境的乡间民俗，如待人接物、婚仪、行为与“我”家的网球场，风琴，日本琴等，构成了现代文化气氛，以及哈尔滨校园里男生宿舍的暖气、洋床等，更是将现代文明展现在翠姨的面前。新旧文明，在翠姨的心理产生巨大冲突。形成了心理悲剧。一方面，她从表面上接触了一定的现代文化气氛，并无比向往，对读书人的钦佩，对新文明的渴望。另一方面，她是一个传统的，在旧环境中长大的东方少女。不可能摆脱自己，去追求新的生活。

“她觉得自己命运不会好的，现在翠姨自己已经订了婚，是一个人的未婚妻。二则她是出嫁的寡妇的女儿，她自己一天把这个背了不知多少遍。她记得清清楚楚。”

一直到她病故，善解人意的家人知她为何而病，“有什么不如意的？陪嫁的东西买的不顺心？”什么都问到了，唯独没有问到情感生活。这足以看到那时人们对情感生活的漠视。即使是现代文化的氛围，也是表层的。在深处，仍有着这样或那样的传统习俗和心理。正因为这样，翠姨在这样“现代文明氛围”的环境中，即对新文明的渴望，却又无法表达或大胆追求自己的理想的爱。强烈的冲突，造成了东方女性的悲剧。

春的步履是如此仓促，又是如此的短暂。一切都过去了，只留下悲切的思考给下一个春天。它强烈地呼唤着真正的人生。呼唤着真的情，真的憧憬与真的爱。

“翠姨的坟头的草籽发芽了，一掀一掀地，和土粘成了一片，坟头里淡淡的青色，常有白色的山羊跑过。

这时，城里街头，又装满了春天。暖和的太阳，又转回来了。

春天为什么不早一点来，来到我们这城里多住一些日子。然后再慢慢地到另外一个城里去，在另外一个城里也住一些日子

但那是不能的了，春天的命运就是这么短。

年青的姑娘们，她们正三两成双，坐着马车，去选择衣料去了，因为就要换春装了。她们热心地弄着剪刀，打着衣样，想装成自己心中想得出的那么好，她们白天地忙着。不久，春装换起来了，只是不见载着翠姨的马车来。”

作者以散文的笔调刻画了“春”的背景，优美而悲切，使翠姨的悲剧－－寂灭的春天，在她身后留给人更多的思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