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自江源至宜宾有独立的名称，其中江源至当曲河口称沱沱河，来源于蒙古语托克托乃乌兰本伦，意为“缓慢的红河”，藏语称玛曲，即“红河”；以下至玉树巴塘河口称通天河，藏语称直曲，意为“母牦牛河”；玉树至宜宾称金沙江。宜宾以下是狭义的“长江”，干流江段各有别称，其中宜宾至宜昌又称川江，枝江至城陵矶又称荆江，安徽省内江段又称皖江，长江下游至长江口又称扬子江，因此一些欧洲语言以“扬子”作为整条长江的名称。

据英国科学家称：长江有4500万年历史。（此观点在国际学术界有争议）

一项新研究发现，长江的年龄比先前认为的要长4000万年。长江是世界第三长河流，对中国有着特殊的历史、文化和地貌意义。英国Durham大学Alexander Densmore博士领导的一个研究小组，通过研究矿物质发现长江是在4500万年前贯穿三峡，流往下流，远远早于先前估计的500万年。新的发现发表在《地质学》杂志上。先前对三峡沉积物的分析发现长江只有一到两百万年历史，这些沉积物肯定是在三峡贯通很久后留下来的。研究人员分析了花岗石中冷却的矿物质以判断三峡何时被水切断。在水切断岩石过程中，花岗石中的磷灰石颗粒会因为低温而冷却。他们分析的样本显示，磷灰石颗粒是从大约4500万年前开始冷却，远离河流的样本没有找到冷却的证据，显示它们是因为峡谷被水切开而非区域性侵蚀所致。

汉语为什么没有大舌音和小舌音？

大舌音

齿龈颤音是辅音的一种类型, 在很多语言中使用，如俄语、藏语、西班牙语、亚美尼亚语和波兰语、意大利语、瑞典语、德语、阿拉伯语、挪威语、冰岛语、芬兰语、马来语、蒙古语、土耳其语、满语、鄂伦春语、锡伯语、泰语、维吾尔语、邵语等。国际音标符号〈r〉反映了齿颤音、齿龈颤音和齿龈后颤音，其X-SAMPA符号也是〈r〉。为什么南方人不会大舌音，东南亚人都会。浊小舌塞音

浊小舌塞音是辅音的一种，用于一些语言当中，它的国际音标符号是〈ɢ〉，X-SAMPA符号是 G\，汉语中无此音，但郑张尚芳等学者认为上古汉语中有此音。

基本上，浊小舌塞音，比起清小舌塞音还要罕见许多，因为喉门（即小舌所在的地方）比软鄂更接近喉咙，使得发声空间更小，使得两者间的分别变得比/k/和/ɡ/间还要更容易混淆。目前已知因纽特语、苗语、波斯语、索马里语等语言有此音。

如何评价郑张尚芳的拟音？

野，在《广韵》中有两个反切，羊者切和承与切，都解为田野。在汉典网上，羊者切，郑张尚芳先生拟为dʑɨʌ，承与切，郑张尚芳先生拟为jia。章组声母在中古实为舌面中音，故以母和禅母发音部位是相同的，而上古韵部都为鱼部。可以说，羊者切和承与切几乎同音，声母的微异可能是方言的不同。但是郑张先生把羊者切的上古音拟为laːʔ，承与切的上古音拟为ɦljaʔ，不仅声母不同，韵母也大不一样，不仅有长短音的不同，也有介音的不同。这可能吗？须知，这两个拟音表达的词义都是田野。

古代的南越是不是和现在一样说粤语

古代越人说的什么话，有很多意见，大多数人认为属于古侗台语。如游汝杰（1982）通过量词的几个功能比较，讨论江南方言中的侗台语底层。韦庆稳（1982）通过对《说苑》中“越人歌”的解读以及对《越绝书》中几个百越语词的考证，认为百越语属于侗台语。其中最重要的是郑张尚芳的工作。他把《越人歌》和《越绝书》中勾践“维甲令”的上古拟音与泰文作了比较，并作了解读（郑张尚芳 1991，1998），他还对几个古吴越地名作了考证，认为这些地名的语义可从侗台语找到解释（郑张尚芳 1990）。语言地理分布也能说明百越语与侗台语的关系。Haudricourt曾经论述过缩气音（implosive）、分布于中印半岛，是一个地域性的语音。现在我们已经知道，这种音不只是侗台语专有，而且还分布于中国的海南、广西、广东、安微、江西、浙江、江苏，这正与百越文化的地理分布相一致。潘悟云（1995）指出汉语中“人”义和作第一人称的“侬”是百越语的底层词，它的分布也同样是百越文化圈：江苏、浙江、江西、安徽、福建、广西、广东。

那么这些古代的百越语怎么会演变为现代的汉语南方方言呢？一种观点认为是北方的汉族移民把汉语带到南方，逐渐取代了那里的土著语言，并且在当地土著语言的影响下，加上自身的语言变化，演变为现代的东南诸方言。根据这种观点，南方方言自然就是从中原的汉语分化出来，所以西方的谱系理论也能适用于汉语方言史的研究。到目前为止，这种语言史观在汉语方言史的研究中占据主导地位，所以会有许多人去构拟原始吴语、原始闽语、原始客家话，等等，但是没有一家是成功的。这种观点自然以汉族移民在数量上超越土著居民为前提，但是上文的讨论已经说明，实际上的情况是土著居民在数量上超过移民。即使在移民总数超过土著的情况下，只要每次的移民数量不大，也不太可能发生语言的替换。上海是全国最大的移民城市，我们不妨观察一下上海移民与上海方言的关系，这有助于我们去重构历史的真貌。上海的外地移民数量远远超过上海原来的居民，其中苏北的移民特别多，但是这些移民是分批陆续到来的。据我们调查，这些落户上海的苏北人，在家中说苏北话，在社会上说上海话，往往带上苏北腔。但是他们的孩子在上海话的环境中长大，会说一口纯正的上海话，并没有带上苏北腔。所以他们的子女一代已经完全融入上海话的语言社团。这些陆续迁入的苏北人在总体数量上虽然已经超过原来的上海人，但是他们却陆陆续续地被上海人所同化。外地移民的母语也可能会影响到上海话，例如宁波移民把“阿拉”带进上海话，苏州移民把“侬阿是学生？”的句式带进上海话，但是上海话的总体格局却没有根本的改变。

为什么关雎中“思服”的“服"和“辗转反侧”的“侧”押韵

押韵为诗歌提供了一种声韵上的和谐，可以增强诗歌的音乐美感。在世界各语言的诗歌中，押韵的应用相当广泛，但是又却又同中有异，而这些押韵上的不同，和语言本身的特征息息相关。

押韵是中国诗歌的一个显著特征。从《诗经》时代开始，到现代诗出现为止，前后数千年时间，绝大部分汉语诗歌都是押韵的。虽然由于时代不同，体裁不同，押韵的韵辙和方法也会改变，但是押韵作为一个大体规律，却是不变的。《诗经》里开篇的《关雎》就是一首押韵的诗，五章韵脚分别为“鸠、洲、逑”，“流、求”，“得、服、侧”，“采、友”，“芼、乐”。

可能有人会疑惑，这五章的韵脚前两章似乎还是押的，但是后三章怎么看都押不上啊？其实，这不过是因为诗经时代和现代语音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代的读音虽然不押，但是用上古汉语读，全诗则铿锵悦耳。以郑张尚芳先生的拟音注音的话，上述韵脚字分别为“鸠/ku/、洲/tju/、逑/gu/”，“流/ru/、求/gu/”，“得/tɯɯg/、服/bɯg/、侧/ʔsrɯg/”，“采/shɯɯʔ/、友/ɢwɯʔ/”，“芼/maaws/、乐/ŋraawɢs/”。除了最后一组不够谐和外其他各组都押锝很好（郑张的上古拟音重构的是谐声时代的读音，诗经时代“乐”的读音可能已经演变为/ŋraaws/）。由于汉语每个音节之间相对独立，所以押韵要求一般放在句末的韵脚字韵母的主元音和韵尾能押即可。在大部分情况下，声调也是一个考虑因素，原则上来说同声调相押是常态。考虑到声调是由上古汉语的韵尾演变而来，实质上仍然是要求韵尾尽量一致。这种诗经时代建立起来的押韵传统被后世汉诗继承，绵延几千年。

汉语诗歌的押韵反映时代特征。在唐朝以前，押韵大体反映当时的口语。因此很多时候能够通过押韵的情况判断作品出炉的时代，而反过来，诗歌的押韵也可以为研究当时汉语的音系提供重要证据。所以在不懂古音的情况下，伪作古诗很容易在押韵上露马脚。这种押韵上的变化一般在语音剧烈变动的时代尤其明显，譬如汉末到魏晋的上中古过渡期，父亲和儿子的押韵都可能会有很大的区别。例如曹操《观沧海》一诗中押“海/hʌi/、峙/ɖɨ/、茂/məu/、起/khɨ/、里/lɨ/、志/ʨɨ/”（音标为中古音）。这些字用中古汉语来读是缺乏音乐美感的，但是若考虑到曹操生活的时代是上古中古过渡期，则可以发现各韵脚多为上古之部字，只有茂为可通押的幽部，所以是很谐和的。但是曹操的儿子曹植存世的诗歌押韵上则已经转入典型的中古时代。换而言之，曹植是不会写出《观沧海》这样的作品的。

而在唐朝以后，近体诗作为一种独特的体裁被固定下来。这类诗歌的规则也日趋完善化，于是逐渐就有了和口语脱节的押韵。其后一千多年时间，近体诗的押韵始终以《切韵》《广韵》《平水韵》一系的韵书为准绳，不受口语变化的影响。由于汉语中古后以音类为主的剧烈变化，加之押韵上失误的近体诗是会直接判定为不合格，后来写近体诗的人都得常常翻查韵书，以免出错。部分让人很容易受误导的韵辙更是臭名昭著，如“该死十三元”就是因为元韵的押韵特别容易让人犯错。在不查韵书的情况下根据时音推断押韵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例如普通话里面的/i/在中古汉语至少有/ei/、/iᴇi/、/ɣiᴇi/、/ɨɐi/、/i/、/ɣi/、/ɨ/、/iᴇ/、/ɣiᴇ/、/ip/、/ɣip/、/it/、/ɣit/、/ɨt/、/ek/、/iᴇk/、/ɣiæk/等近二十种来源，虽说其中不少是允许通押的，但也可看出用时音逆推的危险。当然，在各时代，时音押韵仍然是很常见的，譬如历代的古体诗（实则不古）、词、曲乃至当代的十三辙诞生时往往采用时音方音，但经过一段时间的传承后却又经常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押韵规矩，后来者必须遵守。

前文已述古时押韵的诗歌现代读来往往已经不押韵，后世为了追求音乐美感往往会采取临时改读的方法让诗歌押韵，并美其名曰“古音”。在杜牧的《山行》中，“斜”就颇有些人会改读为所谓的古音“xiá”，以求和“家”、“花”押韵。这个读音虽说不是真正的古音（杜牧本人应该说/zia/），但好歹还是有所本，有些时候这种称作“叶音”的做法则和古音大相径庭了，如朱熹曾经把一个诗经中的“家”字叶成“谷”音，反倒离古音远了。当下普通话读诗中叶音已经相当罕见，但是方言吟诵中不少地方仍会或多或少采用。

此外，汉语诗歌押韵虽然以句末为常，但是也有句中押韵的。这种句中句末交替押韵在侗台民族例如壮族诗歌中更是常见。推想来源，可能源自唱山歌时一个节奏组会在句中结束，故而设置韵脚吧。另壮歌押韵比汉语诗歌松一些，如/ip/、/it/、/ik/经常互押，这种押韵在正经的近体诗里是不可采用的。

音韵学里“独立去声韵”是怎么回事？也叫“次入韵”

先说为什么叫独立去声韵。实际上这个意思是说，按照切韵系韵书的体系，四声相承的格局是比较整齐的，但在祭、泰、夬、废四个蟹摄的去声韵这里，情况却很奇怪。同韵母的字只存在去声，没有其他平上入三声的字。一般认为，这是因为其上古来源是月部（李芳桂、郑张尚芳等先生命为祭部），本来是入声，但经过演变，原本的韵尾脱落了。郑张尚芳、潘悟云等学者认为中古去声是因为上古的-s韵尾脱落而形成的，李芳桂先生好像认为是-h尾，记不大清，抱歉……郑张、潘两位先生给月（祭）部构拟的韵尾是ts和ds。-t和-d脱落，就从入声韵变成了阴声韵；加上-s的作用，就变成了去声。由于凡是带有-ts和-ds的字都遵循如此演变规则，因此只能产生去声字。月（祭）部主元音到中古也发生分化，因此变成了四韵并立的格局。

polyhedron先生提出的一套表示中古汉字读音的拼音方案，并不是一套新的拟音，这一点他在wiki上已经做出了解释。他的方案要求主元音最简化，最好只用a e i o u，迫不得已加了一个y。由于蟹摄主元音比较复杂，而能用的字母又只有a和e（u和o圆唇不能用，i开口度太小），祭等四韵主元音势必与其他佳、皆、齐等韵相同。各家对蟹摄的韵尾构拟比较一致，都认为有i韵尾。用国际音标来表示，泰韵开口和咍韵的区别就在主元音上。但在这套拼音方案中，主元音却又要一致，如果韵尾不加以区别，则两种不同的韵就可能要用相同的字母来表示了，这显然是不可以的。之所以选用d，这大概是参考祭等四韵的上古音。用d来表示这个韵尾，这样尽管主元音是一样的，还是有所区别，不至于混淆。

为什么先秦上古汉语中有很多大舌音，而现代汉语

现代的音韵学家研究上古汉语，主要分为两派，王力先生主张的上古音比较简单，主要差异在于韵母的拟音。而郑张尚芳先生这一派是主张上古汉语的韵部是较为简单的，复杂主要是体现在声母辅音和韵尾。

我个人主要是比较赞成郑张尚芳的观点。古汉语有没有齿龈颤音呢？我觉得应该是有的。语言的演化总是从复杂到简单的。大舌音在一个字的韵母中应该是以介音的形式出现的。但是齿龈颤音的出现应该是更早的时候，至少它在先秦时期就应该消失了的。按照我的设想：远古时期的人们说着同一种语言，后来经过不断的演化，出现许多新的词汇，原来的词汇也会发生极大的变化，比如分出的藏缅语可能还留有齿龈颤音，但不只是齿龈颤音。在有些地方还是能够找到的。

郑张尚芳的上古汉语当指商周时期的上古汉语，在几百年演化中齿龈颤音演化成了闪音r或者近音l。上古时期的声母辅音比较复杂，按郑张尚芳先生的观点，上古音系有复辅音，如从同一个字作声旁但在后来的语音里就不同声母了，这可以举个例子说明：监和蓝声旁相同，最初声母应该都是kr和gr。后来语音发生了简化，监就由kram→kam→jian这样了。而蓝字则演化消失了前面的g声母，剩下的r演变成了l。所以有gram--ram---lam---lan这样的演变。

再重复一句：语言总是从复杂到简单发展的，为了使语言能够广泛流传，他本身应该趋向简单的方向发展，这样才能让更多的人接受，否则不被广泛接受。此外，语言的变化还有统治者的影响。到元朝时蒙古人统治中原，从此中原话就消失了入声。到现在除了你说的齿龈颤音，消失的音多了去，不胜其数：尖团音、山咸摄合并、入声调、韵母趋向简单，韵等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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